本帖最后由 欧-德-绪 于 2021-5-15 18:47 编辑
因引文多而文字冗长，故提要如下，方便诸君妙读而哂之。凡读而哂之者，德绪谨一并先行谢过。 一、谁先说的“一鸟不鸣山更幽”？ ——王安石是第一人。 二、王安石怎么看待王籍的名句？ ——荆公欣赏“鸟鸣山更幽”动中显静的手法。 三、王安石为何要唱王籍的反调？ ——做翻案文章，为的是出己意。 四、怎么看待后人差评？ ——后人差评是孤立地比较评价两个反意句子，未顾及全篇。 五、结语：王安石的“拗”是其“尽志方可无悔”之说的品性体现。读其“拗”而反意用典之诗，当重在悟其志。
“一鸟不鸣山更幽”，恐怕是王安石诗作中被人差评最多的一句。看了从北宋起直至当代人的种种评说，也想说上几句。
一、谁先说的“一鸟不鸣山更幽” 此句见于王安石的《钟山即事》： 涧水无声绕竹流，竹西花草弄春柔。 茅檐相对坐终日，一鸟不鸣山更幽。 网络时代给搜索诗词带来极大的便利。查搜韵可看到另有一首诗，也以此句收尾： 不到兹山又十秋，欲题名字记重游。 转头前日梦相似，拭目诸公墨尚留。 俗里尘埃随酒却，淡中生活为诗愁。 晚来得趣无人解，一鸟不鸣山更幽。 此诗题为《题石洞书院》，题诗者王信。王信字公亮，太原人，是北宋前期的将领，生于北宋端拱元年（988年），卒于北宋庆历八年（1048年），早于王安石（1021—1086）。这就带来一个问题：是不是王信先写下“一鸟不鸣”句？答案应该是否定的，理由有两条：1、这首诗录自明代郭铁编的《石洞贻芳集》，而石洞书院是郭氏先人郭钦止于南宋（1148年）创办的。也就是说书院创办在王信去世百年后，若诗作者姓名无误，那也应该不是北宋的那位将领，而是另有其人。2、历代众多诗话笔记，都没有提及王安石之前已有人写过此句。所以，“不鸣”句的版权专利还是属于王安石。 不过，王安石自己在写“不鸣”句前，却是已经写过唱王籍反调的诗，这便是他的《老树》： 去年北风吹瓦裂，墙头老树冻欲折。 苍叶蔽屈忽扶疏，野禽从此相与居。 禽鸣无时不可数，雌雄各自应律吕。 我床拨书当午眠，能惊我眠聒我语。 古诗鸟鸣山更幽，我念不若鸣声收。 但忧此物一朝去，狂风还来欺老树。 在《钟山即事》与《老树》中，诗人都是有闲之身，故两诗应该都是罢相后所作。而《老树》首联有暗比政坛受挫之意味，而且特别点明时间是“去年”，故推测《老树》写于刚受贬之后，早于《钟山即事》。当然不管哪首诗写于前，跟王籍“鸟鸣山更幽”明着唱反调的，王安石无疑是第一人。
二、王安石怎么看待王籍的名句 王籍是南朝梁诗人，其《入若耶溪》诗中“蝉噪林愈静，鸟鸣山更幽”一联，名气很大。正史《梁书》中记载：“籍尝游之，或累月不反。至若耶溪赋诗，其略云：‘蝉噪林愈静，鸟鸣山更幽。’当时以为文外独绝。”稍晚于王籍的颜子推在所著《颜氏家训》中则有进一步的评说：“江南以为文外断绝，物无异议。简文吟咏，不能忘之；孝元讽味，以为不可复得。”这说明王籍的诗句，在当时无人不叫好，梁简文帝与梁孝元帝都是这两句诗的痴迷者。 那么王安石怎么看待这两句诗呢？ 北宋沈括（1031—1095）的《梦溪笔谈》中有相关记述：“古人诗有‘风定花犹落’之句，以谓无人能对。王荆公以对‘鸟鸣山更幽’。‘鸟鸣山更幽’本宋王籍诗，元对‘蝉噪林愈静，鸟鸣山更幽’，上下句只是一意。‘风定花犹落，鸟鸣山更幽’，则上句乃静中有动，下句动中有静。” 南宋施宿等撰写的地方志《会稽志》中也有记述：“梁王籍，字文海。天监中为湘东王谘议参军，随府会稽郡，至若耶溪赋诗云：‘蝉噪林愈静，鸟鸣山更幽。’刘孺（南朝梁文学家）见之，击节不能已。王荆公以为两句意同，乃晋以后人病，别取古句‘风定花犹落’对之，信为奇绝也。” 根据这两则记述，已经可以看出王安石对这两句诗的态度：1、不认同前人的一片叫好声，认为这两句诗犯有上下意同的毛病；2、对这两句诗所用的动静相衬的手法是肯定的，所以他另用前人“风定花犹落”给“鸟鸣山更幽”配对，使上句为静中有动，下句为动中有静，避免了上下都是动中有静的重复。换言之，王安石并没有认为“鸟鸣山更幽”不是好句，恰恰相反，他能集句为之配对，说明他是赞赏此句动静相衬之妙的。 据此也可看出，批评王安石不懂动静相衬是站不住脚的。其实，王安石不仅赞赏这种艺术手法，在他自己的诗作中也运用这种手法。他有一首《即事》诗（也题作《径暖》，被钱锺书先生编入《宋诗选注》），其中有句：“静憇鸡鸣午，荒寻犬吠昏。”以“鸡鸣”“犬吠”反衬“静”与“荒”，衬托佳句也。
三、王安石为何要唱王籍的反调 既然王安石看好“鸟鸣山更幽”，为何还要改作“一鸟不鸣山更幽”呢？个中原因，还是应该从王安石的诗中去找。 读《老树》诗，很容易让人想见王安石罢相后的生活。不只是首联暗比着罢相，也不只是“我床拨书当午眠”意味着诗人已是归隐闲居之人，其实二三联也暗合着诗人退隐后的生活。从相位退下，虽是归隐于野，但生活并不寂寞，不只有乡邻为伴，因念旧与慕名而造访者也不少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虽与王安石政见不合，但同为诗文大家而相惜的苏东坡，也曾特意到半山园与诗人一聚。北宋邵伯温《邵氏闻见录》记云：“东坡自黄徙汝，过金陵。荆公野服乘驴，谒于舟次，东坡不冠而迎，揖曰：‘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。’荆公笑曰：‘礼岂为我辈设哉？’东坡曰：‘轼亦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。’荆公无语。”这则记录很有意思，一是两人虽都有官职有身（王安石是带职归田），却都故意着野服相见——同为受贬之人，都以在野自视。“荆公无语”四字更有意味。王安石与苏东坡尽管可以诗文唱和——王安石罢相后曾作《和子瞻同王胜之游蒋山》，苏东坡则有《次荆公韵四绝》——也可以相聚欢谈，但却是共事不得，治国理政不是一条道上人。由此也可想见，王安石对鸟鸣之声的矛盾心理，事出有因。据此品读“古诗鸟鸣山更幽，我念不若鸣声收”，当可悟得别有寄托。 再看《钟山即事》。这诗写赋闲后平和宁静、无所事事的生活，前三句渲染的就是这样一种氛围。按理第四句应来个余韵悠悠的收尾，但出人意料的是结得那样干脆利落、不留余地——“一鸟不鸣山更幽”，这样的突然变调，由平和而隐隐有愤然之气，只能说是诗人别有旨意了。 对两诗的解读，也可参看古人之说。 北宋方勺《泊宅编》有记：“公（苏轼）尝云：王介甫初行新法,异论者譊譊不已，尝有诗云：‘山鸟不应知地禁，一逢春暖即啾喧。’古诗有‘鸟鸣山更幽’，更作‘一鸟不鸣山更幽’，诚有旨哉。” 南宋李壁《王荆公诗注》在《老树》诗题下笺云：“此诗托意甚深，当是更张后作。” 也有诗话对王安石唱反调只是从用典之法的角度来评说的。 “王文海云：‘鸟鸣山更幽’，至介甫则曰：‘茅檐相对坐终日，一鸟不鸣山更幽。’皆反其意而用之。盖不欲沿袭之耳。”（《渔隐》） “如王文海云‘鸟鸣山更幽’，至介甫则曰‘茅檐相对坐终日，一鸟不鸣山更幽’，此又反意而用之。”（《诗林广记》） 王安石诗中好用典，且多反其意而用之，对此钱锺书先生在《宋诗选注》中有专门评述：“他还有他的理论，所谓‘用事’不是‘编事’，‘须自出己意，借事以相发明’；这也许正是唐代皎然所说‘用事不直’，的确就是后来杨万里所称赞黄庭坚的‘妙法’，‘备用古人语而不用其意’。” 所谓“诚有旨哉”“托意甚深”，古人点到为止，并未说透旨为何，意为何。但可以认定的是，诗人唱反调不是看“鸟鸣山更幽”不顺眼，只是借出己意，一抒块垒而已。
四、怎么看待后人差评 先看看有哪些差评。 南宋曾季狸《艇斋诗话》云：“至荆公绝句云‘茅檐相对坐终日，一鸟不鸣山更幽’，却觉无味。盖鸟鸣即山不幽，鸟不鸣即山自幽矣，何必言更幽乎？此所以不如南朝之诗为工也。” 南宋李壁《王荆公诗注》云：“荆公尝语山谷云：古称‘鸟鸣山更幽’，我谓不若‘不鸣山更幽’。故今诗如此。” 明冯梦龙笔记小说《古今谭概•苦海部》）云：“王籍诗云‘蝉噪林愈静，鸟鸣山更幽’，王荆公改用其句曰‘一鸟不鸣山更幽’。山谷笑曰：‘此点金成铁手也！’” 明王世贞《艺苑卮言》云：“王籍‘鸟鸣山更幽’，虽逊古质，亦是隽语，第合上句‘蝉噪林逾静’读之，遂不成章耳。又有可笑者，‘鸟鸣山更幽’，本是反不鸣山幽之意，王介甫何缘复取其本意而反之？且‘一鸟不鸣山更幽’，有何趣味？宋人可笑，大概如此。” 清代顾嗣立《寒厅诗话》云：“王半山改王文海‘鸟鸣山更幽’句为‘一鸟不鸣山更幽’，直是死句矣。” 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《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歌鉴赏辞典》云：“王安石的《钟山绝句二首》之一，也是描写静境的，但这‘涧水无声’、‘一鸟不鸣’的境界，是一种毫无生气的死寂，不仅没有幽静的情趣，而且给人以沉闷之感，因而清代的顾嗣立批评‘一鸟不鸣山更幽’，‘直是死句’，是颇有见地的。由此可见，以静显静，其艺术效果和感染力根本不能和以声显静同日而语。” 共选了六条。其中第二条是中性的，为引出第三条。读差评感觉有两点可以探讨。 一是黄庭坚是否说过“点金成铁”不甚可信。南宋李壁笺注王安石诗，将王安石告诉黄庭坚“鸟不鸣山更幽”的事写进了注，但并没有写黄庭坚作何评论。李壁笺注详备而严谨，为学林所推重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称其“大致捃摭搜采，具有根据。疑则阙之，非穿凿附会者比”。（参见《王荆文公诗笺注•前言》）但到了冯梦龙笔下，黄庭坚却有了“点金成铁”的评论，应该是道听途说的小说家言，可信度不高。 二是差评都是孤立地看改句改得好不好，并不顾及全篇。王安石这般改动名句，为的引起读者特别的注意与思考，促使读者体味寓含其中的旨意。如果改句产生了这样的效果，那就是改得成功的。不联系全篇从表情达意的角度去评说，只是抓住一句说优劣，尽管说得也不无道理，但会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嫌。若更有人就此一句而不看好王安石的诗，那就更是视王者作青铜了。 其实，若王安石在世时，谁敢嘲讽他点金成铁，其必反骂：“君辈坐不读书耳！”（参见钱锺书《宋诗选注》）须知杜甫《夏日李公见访》诗中有四句：“巢多众鸟斗，叶密鸣蝉稠。苦道此物聒，孰谓吾庐幽。”正是反“鸟鸣山更幽”之意而用之。清人何焯《义门读书记》有云：“巢多众鸟斗四句，偷‘蝉噪林愈静，鸟鸣山更幽’反用之，此宋人翻案法所自也，但公不肯一概生拗耳。”这则诗话或可以解释王安石为什么要当面跟黄庭坚说：“古称‘鸟鸣山更幽’，我谓不若‘不鸣山更幽’。”而黄庭坚听了并无异议。当然，何焯一方面认为王安石是仿效杜甫做翻案文章，另一方面也批评王安石“生拗”式的翻案，不如杜甫暗“偷”之巧妙。
五、结语 “拗相公”是改革家王安石的外号，讽刺他为人固执任性，跟政敌们批评他“执拗”是一个意思。但我们也不妨从正面来解读这个“拗”字。王安石有名文《游褒禅山记》，以“尽志方可无悔”之说启示后人，而此说也正是王安石品性之体现。“尽志”二字完全可以借作“拗”之“正解”——人不仅要立志，更要将志坚持到底，不畏艰难、不计成败。“拗相公”既是政治家又是诗文大家，其“拗”脾气自然也会流露于诗中，所谓“生拗”式的翻案，正是其个性流露——有力地表达其坚守的志向。所以，解读王安石的翻案诗句，重点要从言志的角度去品味去评说。离开了这个重点，难免有失于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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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21-5-15 13:43: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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